有新相識的朋友問起，我為什麼對勞工議題感興趣，一時啞口無言，如魚無法感知水的形態，這種問題居然不懂回答，想了想覺得應該要整理一下，尤其當勞工/社會運動之於自己並非客觀研究對象，而是將自己投入到運動歷程裡面，自己的身位影響態度影響做的事，也自然就會影響圈內的人影響大局，要自覺身位，若連自己為什麼投入都不知道，實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參與者。人人都這麼不負責任的話，這世界才會如此混沌不堪。
前世
母親對我的影響至深，這是所有月亮雙魚都會同意的。阿媽的睡前故事時間，有時是她的自我剖白，想起來我真的不明白怎麼會跟才幾歲大的人兒說這些話，就如同養隻狗說話一樣，只是狗兒心智長不到那個要看心理治療師的程度。她常常跟我說，父親讀書不多，勞動工作很辛苦，着我長大要多讀書，她又跟我說，不要那麼早結婚，生了孩子沒有自己的時間，讓她重新選擇，她不一定會結婚生子。還有很多更恐怖的睡前故事，例如說了不知有多少遍濫竽充數成語故事，害我白白浪費幾年處理自我表現的設限，例如賣火柴的女孩，每次聽完都哭一遍，可能阿媽是為了讓我更容易入睡（WTF！）。
無論如何，從小得到的概念是，訊息一：勞動就是苦，訊息二：女人結婚生子就是囚牢。
阿媽為了買房儲首期，在我小時候的一段短暫時間，一邊照顧我，一邊做三份工作，我長大的年代，香港已經工廠息微，阿媽兼職做私家偵探，拿一些公司的會計活回家做，還有做兼職家政工。我記得我陪過她上班，她老闆的家很大，她在熨衣服，我坐在一邊看書，那時應該只有六、七歲。還有奶奶在親戚面前故意提到阿媽做家政工讓她丢臉的事，那時完全不明白當鐘點工有什麼不對。這些都是後來當了家政工組織者才回想起來的，相信是潛意識帶我選擇了這個志業。
阿媽是個感情用事地關注政治的公民，從小就帶我去每年六月的晚會。會考那年，阿媽搭路下，我在關注人權的組織做義工，幫忙輸入個案資料，由此認識很多大陸的故事，開始思考這些人為什麼不顧身世，開始問自己有沒有這個心志。以近年香港政治的慣用標籤的話，我絕對是個大中華膠，由對大陸的關注啟蒙，或者更準確的，我覺得同情同理、人的連結，並沒有國界之分。
今生
一直以為自己會做與文字有關的工作，因為這個想法讀完預科又進了大學，讀哲學文學電影文化，當時想法是一世就風花雪月這該多好。畢業後換過幾份工作，教書和編輯，都覺得太容易，後來才知道自己強的不是文字能力，而是迷戀現實的複雜性，如同計很多條很複雜的代數題，或者偵探遊戲搜羅各種蛛絲螞跡。有些朋友曰這叫屎忽痕。
2010年，任教的私校倒閉，感情糾結，兼讀碩士課程的功課完全失據，諸如此類，失業了幾個月，想通了自己想做婦女組織，輾轉在2011年當了家務工的組織者。那時想，如果你對這個世界看不過眼，那你就自己動手改變它吧。
顧玉玲在《我們》中說組織者是一個向下流的過程，你以為你去改變世界，實在是社會去改造你。密集地與中年婦女為伍，改變了我很多想法。由一個集會聽到煽動的口號會起雞皮的個人主義者，學會拿起米高峰做那個感染人的人；在阿姐們的是非權鬥中糾纏，使我明白人際關係是改造人心志的關鍵；懷着善良的心，不代表你不會做破壞的事，和你喊着同一句口號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修剪了自己與群體矛盾的刺，知道在哪些關節上要堅持原則；歷史的更替，人心的改造，讓人更加謙卑而有耐心。聽她們的女人的故事，使我更加抗拒去做一個女人的角色。
只是身心俱疲，也沒有任何思考的空間。排山倒海的工作和情緒，終須一個出口。在一次跟阿姐吵架，到公司天台哭了一大場之後，我就決定要辭職了。當時投放的情緒太多，而做家政工組織，放諸四海，都是情感維繫，情緒動員，離不開女人的情仇，作為組織者，完全在情緒上無感，根本把握不到其細膩的人心的轉折，但情緒投放過多，就很容易把自己跟組織綁在一起，稍有挫折便一起引爆。至今沒見過在理性與感情之間游刃有餘的家政工組織者。
此後
最近在定期末論文的題目，我發現圍繞的主題都是零工、家政工、移民工的各種組織形態，與同學拼起來一比較，就發現大家的經歷是如何塑成興趣的不同，因此也會為研究帶來不同的影響。寫論文做學問，站在眾多巨人的肩膊上，用文字數據和邏輯把樓繼續蓋上去。家政工組織通常同時兼顧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有別於傳統廠房組織，組織手法和形態需要不斷創新和調整。這種複雜性比做學問更難，因此也刺激而令人着迷。
能把工會維持下去，讓它活下來，已經算有成就了。回想起來，一個由下而上、民主決策的自助組織，能活個十年二十年，多不容易啊。
這一年的留學生涯，物理上隔阻了我與慣常的運動。真是難得可以反思的距離和空間。此後要往哪裡走，眼前路都沿着身後身。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