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身位與研究與運動

前因：基於勞工團體的工作背景，我成功入讀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勞工研究碩士課程，專門給至少有三年全職經驗的勞工運動者進修的一年課程，The 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像這樣的課程在全球有另外四間大學，歷史較久的課程在德國。當初超級隨性直覺地選了美國，當中有些感情因素啦。所有人都說德國的課程較好，上課以後也覺得美國的課程缺乏理論，有點隨意湊合的感覺，天知道我去德國的話會有什麼機會，但直覺和命定把我帶來了美帝，到現時為止還是覺得，地理位置上接近資本主義問題核心，不論課上和日常生活所遇見的都能刺激思考。我幾乎每日都有各種新想法，既觀照自己過去的經驗，也反省吾生在歷史推進中可以有的小小角色，希望能開啟更多的可能。開課已經兩個多月，快要接近學期尾聲，即是說這短短一年的留學生涯過了三份之一。 上周在研究方法課堂上，老師邀請了敝系Post Doc來講民族誌研究方法，她做的是家務工組織研究，PhD寫的是比較秘魯和美國紐約的家務工法例和處境。我很喜歡她的研究，主題也正中我永恆的興趣。上課前一天我跟她聊天的時候，我在問她怎樣做訪談，我以前就在工作崗位常常在「黨報」寫訪問，但那些都是熟得不行的領袖同志，她就講到Insider/Outsider的身位對田野考察的影響。她讓我讀Patricia Collins的文章，講研究黑人女性時的"Outsider within"的位置，產生了獨特的分析，課上又讀了Naples反省她的出身和不同田野的共融和衝突，如何影響到她的研究興趣，in/out也影響到數據的獲取和真確性。她提到要嚴謹系統地做田野筆記，尤其要把握起初的一些迷惘與矛盾，對研究發展下去會有幫助。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直接就說所有研究都是主觀的，務必覺察身位之於研究的影響。 研究都這麼難了，何況身為組織者要進入田野。這讓我想起剛剛做工人組織者的時候，那時是多麼的震憾。雖然也是基層出身，但畢竟社會經歷有所不同，面對發生在前面的工人生活及組織生活，要融入甚至應對，有些失敗的組織者沒有放下身段，在融入過程中會反抗，甚至怪責群眾，而我當時幾乎天天在質疑自己的價值，所謂知識份子出身，習慣講道理，卻又缺乏日常生活話語，忽略經驗的重要，漸漸我學會用另一套方式講說話，漸漸我把自己放置於群體中，使自我消融在群體裡。與工人為伍，大至世界觀，小至遣辭用字，都要unlearn再relearn，多少運動者在轉營成為組織者，失敗就在於此。我想所謂insider/outsider的概念不僅能應用到田野研究，也可以應用到組織者之於群眾的角色反省，不是工人又在工人圈之內，對推進運作有好處也有壞處，我一直很喜歡夏曉鵑的講法，做一個「有良心的狼人」：

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

其實美國課程也有好處啦，老師都是參與在工人運動的行動者。敝系的頭目是個在拉丁美洲參與工會運動有十一年的美國人，可惜是今年他沒教我們，專心做有關全球供應鏈的研究。在比較勞工運動的課上，我們讀到他的文章，把他請來課上客席講課也順理成章。他的文章研究拉丁美洲各地的法例與工會力量的關係，說到所謂勞工友善的法例並不保證工會力量，討論到勞動三權在法例上應如何彰顯。我常常慣於思考日常操作或是大概念邏輯、而經常忽略數據與現實，政治、經濟的底子不夠強，對這種充滿數據的文章讀得相當累。但邊讀邊想啊，這就是研究之於運動的意義了，宏觀分析給了更清晰的視野讓持份者去調整倡導的方向。不料他來了課上講的更不得了，可以看到他是那種很聰明轉得很快而且對問題想得很透徹的人，先是由contextualize他的研究開始，講拉丁近代史，由民粹主義勞工抬頭，到極權到內戰，然後是新自由經濟民主化，講他離開拉美讀博士時，每周讀一個國家的勞工法例，學了西語又學了葡文。他整體的研究系統地涵蓋勞動關係中的三方角色，研究國家角色，工人的角色，最近就出了很多文章講資本的角色，提的都是實際建議，當然這也基於很強的個人之於運動的initiative，而不是單純為了造紙。我的野心沒那麼大，暫時我想的都是組織形態和運動可以有甚麼創新，等寒假要拜讀他講工人運動策略創新的書。最近模糊地希望思考一下工人參與政治的問題，這個放了在待辦事項之一。 今日在國際勞動法的課上，感到非常焦慮。事實上由一開始我們就每周批評現有國際組織的機制有多不濟，我的焦慮來自於，作為理想主義者，我也希望世界是理形一樣倒模，但現實就是千瘡百孔呀，我之所以被社會運動勾住的原因，就是因為人與人的連結總是會產生無限可能啊，人的能動和創造總是無窮盡的，運動者難道就坐等理想世界降臨麼？當然是在現有的欠缺上動手呀。當我們總是在指出國家和資本家沒有回應什麼訴求，機制是如何的沒用，我不是說那不是實話，而是整套語言邏輯其實就是講工人有多無力，其實是不斷把底層人民受害者化和去權化的過程。想起看過家務工動員的文章，我也知道女人啊，最擅長情感道德的感召方式，動之以情，講多辛酸多慘的個人經歷，但我不得不說，短期來說，為了達到某一個倡議目的，這是可以的，但長遠來說只會造成群眾的無力和依賴。可能出身組織者吧，我的眼光總是在如何使工人成為整場政治經濟系統遊戲裡其中一個重要player，所有使群眾去權的講法對我來說都是極不道德的。現行國際組織處理工人投訴的機制只是其中一種工具，需要放置於現實複雜多變的權力關係裡，配合campaign動員，檢討現實的不濟當然有助於思考改進，也總不能說成沒有用就放棄呀。而非洲同學Ｉ提到即使有這些什麼機制，工人不懂得寫投訴，不懂得玩整個遊戲。我當時就想大叫，那你來這裡幹什麼？！這就是運動者存在的原因啊！ 至於我到底有什麼角色和位置，仍在思考當中，既要想想自己的能力和興趣，也要融入到大環境到底需要我去做什麼，更不用說，際遇和機會，和命運。好複雜啊。 Anner, M. (2008).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Labor Reform and Enforcement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0(2), 33-65. Anner, M. (2011). Solidarity Transformed: Labor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nd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llins, P. H. (1986). Learning from the outsider within: The so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ocial problems, 33(6), s14-s32. Fish, J. N. (2017). Domestic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global movement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Naples, N. (2004). The Outsider Phenomenon. In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Research (pp. 373-38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夏曉鵑，2007，〈批判知識份子於台灣的困境〉，《當前知識狀況》，頁187-200，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論壇06。 夏曉鵑，2008，<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台社社會運動讀本下冊》，頁65-123，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