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11月 30, 2017

經歷怎樣刻進靈魂,痕跡又怎樣改寫往後的命運。

在薩爾瓦多內戰期間,由於工會是極權政府的反動勢力,組織工人對抗政權,工會中人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可能。他沒有講得很清楚當時政治形勢。只知工會辦工室內有堆積如山的沙包,用來封住門抵擋外面有可能出現的槍炮,開會見面夜了不回家,人們不會在街上再走動,在辦公室內幾個人席地而睡,拿橫額布蓋着當棉被。

在工會辦工室工作。薩國的領袖教他,不要有生活常規,天天走不同的路,坐不同的巴士,在不同的站下車,到不同的飯店,注意不要在街上與人交談,每三個月更動一次身份,換名字,搬家,蓄或刮去鬍子,消失在不必要的生活圈。即使摯友,也不會知道對方住所,向人expose exactly what they need to know, and that’s it。這種地下異議組織技巧,我在《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一書中讀過,當時還在想,人沒了喜好所構成的習慣,沒有對現實生活的依存,到底還算不算生活。

凡經過的,必會留下痕跡。追踪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想起福爾摩斯電影裡,麻包袋裡被帶上馬車的福爾摩斯,從車輪經過水窪的震蕩、從麵包店三點出爐的香氣、市場上還價的吵雜聲,猜到自己身在何處。城市是由常規編織成的蜘蛛網。國安跟隨每一個人留下的黏液,把異見者擒獲。他終於被抓,蒙着眼被關進囚牢的地下室,從鼻子向下望的縫隙,他看到手鐐上寫着「made in U.S.A.」。

外面的戰友把他的名字用紅字寫在白布,蒙面在街頭抗議,在牆上噴他的名字。

後來他們這群人都分別被關過。內戰結束的多年後,相聚時,他們會講起陰冷的牢獄裡的蟲,說是蛋白質的來源,會比較各人受過各種層出不窮的酷刑,有人說起試過一次行刑者想抓起他扔向牆上,卻滑手了,大家哈哈大笑,像取笑陌生路人滑倒一樣無害。那個笑聲,成了大家相通的標記。

他說,回到美國後相當壓抑,他對經歷絕口不提,如何在學院裡找到一個人能明白他經歷刻進靈魂的痕跡,也不讓人知道他頭上因為炸彈襲擊而留下的過百縫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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