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的絮語

要看開，沒有人看明白其實不重要，一是這只是絮語，需要有相同語境的人才能連系到，二是認真找尋世事關聯的真象的人並不多。

慢慢予以系統和邏輯的闡釋。現在仍是碎片的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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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頓力學，第一定律是慣性，第二定律是變化，第三定律是相反慣性。自然界的定律可以用來理解自然，也可以是從觀察世事之中驗證，將常識經驗知識化、深化的過程。及後再以現世事例去檢驗，再得到新的知識。

變革的力學，可以再結合第二定律來理解正、反、合的歷史生成過程。第二定是變化定律，F=MA，a 就是變化的速度，力就是外力 F (上篇已引申到外力其實也是來自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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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而上的組織生成公民社會，生成社會改革的力量。有機的底層生成。回應葛蘭西說，每個階級都有其階級的有機知識份子，能夠總結經驗，理清思想，指向政治力量，鼓動群眾透過連結生成變革的力量。民主參與的重要性。

精英先鋒於公民社會中的由上而下的改革的失敗困難。流氓革命與柏拉圖的理想國。

變革要先由內部再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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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和內在是面子和裡子，是一體。內部的內部。也要批判人的思想的慣性法則，以及理解人的思想改變契機的法則。

變化的法則，正反合。人的思想是經歷正反合的演化，反力受制於慣性，無權的奴隸內化當權者的意識形態，抗拒反力，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否定反力的存在，一種心理防衛機制。無意識地表示出與當權者同一種邏輯，無權的奴隸停留在心理防衛機制的下層

心理防衛機制解釋自我對本我的壓抑，為了於災難與打擊及不義中，逃避精神的痛楚。抑壓（人人都係咁），否定（我都唔係特別慘），退守（行動點會得，得就唔駛咁），轉移（因為移民搶飯碗先會咁）。（哇屌，可以不斷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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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力是思想資源，是可消化的資訊，是經驗，是先鋒的付出感召，也可以是文化輸出。明白不義，可能是由自身，也可以因為同伴的情誼（盧梭的憐憫心）而看到感同身受的不義，因而痛恨當權。不論如何，感受先於理解，移情比說服更有用。

組織者奉為天條的，anger hope action，憤怒導向希望，進而行動。有些簡化了人多樣的行動動機。而人未必一定是因為看到希望才行動，也可以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挑戰權威的勇氣，也可以是單純好戰，條氣唔順。

透過熱情與憤怒，不同的誘發動機，會導致不同結果，所以得以實用理性分析。單純為了希望，容易因為宏大目標過於宏大，而疲乏於一次又一次的落容。如果只是好戰，容易變成同歸於盡，無法建立社會新系統，勝出等於輸。打殘制度，不是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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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寫平庸之惡，官僚做事聽從命令，自己無責任；佛洛姆的分析指出惡是出於對自由的逃避。沙特說，人的生存焦慮便是害怕承擔責任，尼采指超人意志逃避永劫的虛無，負起自我的責任。

邪惡與良善的理解。於今日世界的形勢，分析惡還是研習善，比較重要。可是善惡可能本是一體。惡的反面是自由，自由的提升是愛。自由是自由的意志，能夠成熟承擔於世俗紛擾之時，作出良善決擇的能力。善良是心性，善良人沒有歷練便會輕浮，逃避社會。善良不能輕浮，要與惡一樣深沉和全盤周詳細密，變得與惡一樣有智性。

善是恆久不變的道，善的源頭來自於自然和心靈（即使宗教也是人對自然的解釋）。內在意志，由來於順應內心與天命，手段是內觀直覺。身份政治？女性主義？人道主義？反理性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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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我不同意只有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守住內在覺醒。這是靈魂精英主義，精神潔癖。但意志和信念不可缺少，格物的智力也有助將理念傳遞，以語言，以文化形式。

有時也可能用到權威和物質，只能是手段，從來不是目的。等同Alinsky說組織者到社區，若是社區人不喜歡你的長頭髮，你便應該一把剪掉它。頭髮可剪亦可留，只是形式只是手段。任何工具和結果，如果被當成意義都是有害的。只有起始的直覺和熱情才是行動以至人活着作為一個動詞的意義。能夠捱下去長期蹲點的行動者，都不會純粹為了容易達到的希望，也不是一時激發的憤怒，是一種持久對人的熱情。

變革的力學

社會運動論文，各種反抗事件看得多，漸漸就理解，促成一件事件的發生，不外乎是那一些既定的組成部份。文章結論常常是，各種元素的交叉生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去理解時，常常是以傅柯的權力關係，各個單位，各種權力的拉扯，如孫子兵法，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一方出了手，另一方看到他暴露於人前的事件，便會有針對的回應，又是牛頓第三定律，一方施行的力與另一方回應的力，方向相反，力度相同。社會構成就是超過兩個部份的力量單位，你來我往。勞動關係理論總是不外乎資本家-國家機器-工人的流動關係。全世界的資本家都能夠團結起來，國家機器為了全球經濟體的競爭，也會支持資本，惟獨工人一盤散沙。

世事有大有小，牽涉的組成部份和資訊，決定事情的路徑，組成部分越少，預測的準確程度越高。歷史事件發生的各個組成部分，讀懂涉及部分關係的脈絡，明白事件的生成。然後觀照現實，就可以對行動及所帶來的結果有更好掌握，甚至預算得到。這當然只是理論上，假設有部超級電腦，可以將所有變數複合計算，推論結果。但人們似乎還沒有將所有使事件發生的組成部份都勾勒出來。而相信以現在經濟發展與地球破壞程度成正比的走勢，人類滅種肯定比人們完全理解歷史組成更快到來（但願如此）。 

不過，要推動現行制度的變革，一如公民社會追求alternative，又不一定需要把所有所有歷史的組成部份都理解，方能夠推動。牛頓力學的慣性定律，（抄wikipedia的）運動中的粒子，若不受外力，或受的合外力為零，則其速度的大小與方向都不會改變，直到施加在這物體的淨外力不為零為止。理性主義下，資本市場裡，一切都可以計算和預測，命運就是由現實各種組成部分複合而成的路軌，基本都已經設定好，繼續以既定速度和方向運作。現代的制度還不夠使99%底層人民受壓至生活不過來嗎？為什麼資本主義還像一頭野牛，一輛失控的無人駕駛列車一樣，一直向滅亡去衝？因為100%的人都在貢獻這個制度的力量，成為制度的粒子，而不是改變制度的外力。 

所有世事都在貢獻這個巨大而看似不能逆轉的命運。在資本主義的命運之下，只有人心和意志，是成為外力的惟一變數。 

把人心如果單純二分為功利和善良部份的話，功利部份是能夠預期，而社會運動中在招攬結盟的時候，或是我做組織的時候，常常都循功利方向思考，團體對於基層來說，如何提供即時利益，又如何將物質利益的視野，提升到集體共同利益。以利益誘導人心功利部份的歸向。如果相信人性本自私，這當然是惟一路徑。惟善良是不可預測的。 

至於意志。人的學習透過經驗産生一系列的概念，以此決定以後的行動。人被歷史累積的文化與環境所塑成，這無容置疑，因此99%的人們讀書考試，畢業投入社會做社會的小螺絲，好像是一條走不出來的命運。而以新的經驗跨越舊的經驗，需要脫離慣性的勇氣。所以意志與自我建立之重要，超人意志，一種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勇氣。 

我們的社會需要更多善良而自覺的人。公民社會和有機知識份子要把握人心和意志，才能超越現在跟循系統的行動模式。

東拉西扯讀書筆記

整理一下最近的思考 

工作為了糊口，不管人還是動物也一樣。Harry Braverman在理解資本主義生産的時候，先從人禽之辯開始，解釋人的工作與動物的工作，之間有什麼差異。動物的工作是以天生直覺的能力，從自然直接獲取賴以生存的成果，那是一種天生內置的能力，去達至生存及繁殖的動物本能。人與動物的差異，首先是使用符號的抽象思維能力，能夠透過符號傳遞一系列的概念，人類可以通過經驗的累積，理解及傳遞的符號，建立起文化來。而人類的工作能夠透過想像力，創造工具，作為雙手的延伸，改善現況，提高生産力。人類工作，累積成集體經驗，建立的文化，又會重塑人對外界的理解。人類透過工作塑造世界，又被自己所塑造的世界重塑經驗。人類文明，簡單來說，便是智力和想像力的辯證過程所生産的結果。 

人類除了為了自己的本能，也有為了集體而工作的傾向。盧梭所說的perfectibility自我完善傾向，尋求更好更完美的傾向。但我理解所謂的好，又不一定是客觀地為了整體人類能夠更好的活着。同類的理解，可以是帶有各種階級、種族、性別、地域的歧義。 這涉及到人類如何與其他人産生連結。盧梭提到憐憫之心，包攬了同情心和同理心，但源於對受苦的不同理解。可以是因為將心比己，因為自己與別人的共同性，眼見別人受苦，而産生「自己也同樣可能受苦」的移情作用；也可以是因為見別人受苦，而産生「幸好受苦的不是我」，憐憫者在上，受害者在下，自己與別人的分歧性，你很慘而我很好的一種同情心。盧梭提到因着物理性差異而産生的不平等，又認為人是按照地域的環境的經驗構成差異，好有各種合理化各種國族、性別、能力歧視的味道，那麼若是按照物理性、地域性，共同感並不一定能夠産生，更可能異類的排拒，相反，外貌地域越接近，同類感越強。 

至於人們會對什麼生物産生共同感，什麼生物産生差異的同情心，我還想不通看似隨機的表現，到底是按照什麼邏輯。綠色和平能夠放一張瘦骨如柴的北極熊照在社交媒體，因而提升到捐款，但貧窮國家人口沒有乾淨食水的故事，卻不能引起同情進而捐款。明明看見人類受苦，應該是有共同感才對，對於北極熊，人們因為差異的同情心卻能引發行動。 將這種邏輯放諸於公民社會連結的語境去思考。身份政治，種族平權、性／別運動，都是先聚集「同類」，因為我和你一樣，所以你受的苦我也會有可能受到同樣的傷害，因而凝聚，連結，進而因為perfectibility的傾向，結合人類的智力、創造力，行動改變既有人類系統與文化（這個邏輯要再仔細闡釋）。而北極熊現象卻是以同情，去作為行動的依據。兩者的行動對於公民社會的建立有何差異？也許需要結合盧梭說由熱情-->實用理性-->行動 的邏輯去解。我沒看得太深入，這個點上要多看書。 

我相信人類的智力和想像力，是改變世界的關鍵。讀到工人反抗的故事，都是按照現況，各個不同環境的土壤，因着連結，共同投放智力和想像力，所産生的行動。有這一致性。Beverly Silver說資本走到哪裡，反抗便跟着來。不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各種Labor control regime花樣再多，反抗都會早晚跟上。雖然我還是沒見到在數碼零散化，沒有工作場地、沒有國家法律染指，連結和反抗應該以什麼形式發生，暫時還得有更多智力和想像力投放在這個點上。 

馬克思說勞動階級是反動的未來。而「工人」這個身份，是否還有感召的能力，能夠建立起廣泛的共同感，進而通過行動去改變制度？這個邏輯除了要回到工人身份所産生的共同感到底能走多遠，還有由連結（平等的友誼）到行動中間，還有別的步驟需要處理。我理解的便是葛蘭西所指的公民社會及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每個階級都有他們的知識份子，而有機知識份子不是指學院派的讀書人，而是能夠總結集體一系列的經驗，化為能夠傳遞和理解的知識，釐清該階級利益，鼓動行動的人。這些人結合産生的集體，又需要建立成有結構的組織。這一點上，拉遠一點，便得去理解歷史推動的過程。

經歷怎樣刻進靈魂，痕跡又怎樣改寫往後的命運。

在薩爾瓦多內戰期間，由於工會是極權政府的反動勢力，組織工人對抗政權，工會中人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可能。他沒有講得很清楚當時政治形勢。只知工會辦工室內有堆積如山的沙包，用來封住門抵擋外面有可能出現的槍炮，開會見面夜了不回家，人們不會在街上再走動，在辦公室內幾個人席地而睡，拿橫額布蓋着當棉被。

在工會辦工室工作。薩國的領袖教他，不要有生活常規，天天走不同的路，坐不同的巴士，在不同的站下車，到不同的飯店，注意不要在街上與人交談，每三個月更動一次身份，換名字，搬家，蓄或刮去鬍子，消失在不必要的生活圈。即使摯友，也不會知道對方住所，向人expose exactly what they need to know, and that’s it。這種地下異議組織技巧，我在《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一書中讀過，當時還在想，人沒了喜好所構成的習慣，沒有對現實生活的依存，到底還算不算生活。

凡經過的，必會留下痕跡。追踪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想起福爾摩斯電影裡，麻包袋裡被帶上馬車的福爾摩斯，從車輪經過水窪的震蕩、從麵包店三點出爐的香氣、市場上還價的吵雜聲，猜到自己身在何處。城市是由常規編織成的蜘蛛網。國安跟隨每一個人留下的黏液，把異見者擒獲。他終於被抓，蒙着眼被關進囚牢的地下室，從鼻子向下望的縫隙，他看到手鐐上寫着「made in U.S.A.」。

外面的戰友把他的名字用紅字寫在白布，蒙面在街頭抗議，在牆上噴他的名字。

後來他們這群人都分別被關過。內戰結束的多年後，相聚時，他們會講起陰冷的牢獄裡的蟲，說是蛋白質的來源，會比較各人受過各種層出不窮的酷刑，有人說起試過一次行刑者想抓起他扔向牆上，卻滑手了，大家哈哈大笑，像取笑陌生路人滑倒一樣無害。那個笑聲，成了大家相通的標記。

他說，回到美國後相當壓抑，他對經歷絕口不提，如何在學院裡找到一個人能明白他經歷刻進靈魂的痕跡，也不讓人知道他頭上因為炸彈襲擊而留下的過百縫針。

什麼值得叫人追尋，至死方休

敝系老闆是個矮矮的美國男人，笑容滿面，五十歲的人，說話極快，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開玩笑，使人反應不過來。

大學畢業，他到波士頓工會工作，原本的任務是在美國工廠伏行，從裡面顛覆，組織工人力量。80年代全世界的工會都在用的招數。我看過南韓和台灣女工組織者在工廠工作的故事，滿以為這已經很能夠改造一個學院出身初出茅蘆的人。工作不久，薩爾瓦多工會的人來了，講述他們內戰艱苦的情況，跟美國工會說，想找個能通西班牙語的人來幫忙，把這些情況記錄分散出去。上司的指派，他便出發去了。

薩爾瓦多是西班牙語「救世主」的意思。在暴政之下，自內戰開始，對異己，對人民，屠殺極刑至今不斷。

他本名太美國，在薩爾瓦多的時候，工會的人替他改了個化名，姑且叫安東尼吧。

一張照片，大概有十幾人，全都是工會領袖。他要我們猜誰是30年前的他。我看了看，說後排左三藍色衣服的是你啊。他留了鬍子，深棕色的頭髮，他手張開搭在左右兩邊的男子，笑容和現在一樣，容貌會老，神情不會。前排是挪威工會的人，出錢出力支援他們，我認識其中幾個，他們到現在仍是對國際左翼主義深信不移，到處支援最邊緣的工人運動。後排的薩爾瓦多工會人，他逐個介紹，左一是他見個最溫文的人，在內戰時被抓了，關進去放出來，再也不能言語，他們在街上遇見過，彼此不能辨認。左二結婚的時候，他做伴郎，也當了幾個孩子的教父，也在內戰時被抓了，現在是其中一個最腐敗的組織領袖，替政府替商人做事，聽說出獄後生活艱苦，自此被收買了。前排一人，和左二是最好的兄弟，後來一人變節，兩人成了世仇，經常收到死亡恐嚇。左三是他，從薩爾瓦多從軍政府炸彈襲擊活過來，返美國又再回去，又被黑幫謀殺過，最後返回美國完成博士再來了賓州做研究和教書。數過去兩個都在戰爭中死了，右手旁邊兩個，當時比較不算是核心領袖，沒有被官方折磨得厲害，一直留在勞工運動。

誰想到當時候一張開心的合照，各自此後分散的命運。他說時眼眶紅了。

個人身位與研究與運動

前因：基於勞工團體的工作背景，我成功入讀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勞工研究碩士課程，專門給至少有三年全職經驗的勞工運動者進修的一年課程，The 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像這樣的課程在全球有另外四間大學，歷史較久的課程在德國。當初超級隨性直覺地選了美國，當中有些感情因素啦。所有人都說德國的課程較好，上課以後也覺得美國的課程缺乏理論，有點隨意湊合的感覺，天知道我去德國的話會有什麼機會，但直覺和命定把我帶來了美帝，到現時為止還是覺得，地理位置上接近資本主義問題核心，不論課上和日常生活所遇見的都能刺激思考。我幾乎每日都有各種新想法，既觀照自己過去的經驗，也反省吾生在歷史推進中可以有的小小角色，希望能開啟更多的可能。開課已經兩個多月，快要接近學期尾聲，即是說這短短一年的留學生涯過了三份之一。 上周在研究方法課堂上，老師邀請了敝系Post Doc來講民族誌研究方法，她做的是家務工組織研究，PhD寫的是比較秘魯和美國紐約的家務工法例和處境。我很喜歡她的研究，主題也正中我永恆的興趣。上課前一天我跟她聊天的時候，我在問她怎樣做訪談，我以前就在工作崗位常常在「黨報」寫訪問，但那些都是熟得不行的領袖同志，她就講到Insider/Outsider的身位對田野考察的影響。她讓我讀Patricia Collins的文章，講研究黑人女性時的"Outsider within"的位置，產生了獨特的分析，課上又讀了Naples反省她的出身和不同田野的共融和衝突，如何影響到她的研究興趣，in/out也影響到數據的獲取和真確性。她提到要嚴謹系統地做田野筆記，尤其要把握起初的一些迷惘與矛盾，對研究發展下去會有幫助。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直接就說所有研究都是主觀的，務必覺察身位之於研究的影響。 研究都這麼難了，何況身為組織者要進入田野。這讓我想起剛剛做工人組織者的時候，那時是多麼的震憾。雖然也是基層出身，但畢竟社會經歷有所不同，面對發生在前面的工人生活及組織生活，要融入甚至應對，有些失敗的組織者沒有放下身段，在融入過程中會反抗，甚至怪責群眾，而我當時幾乎天天在質疑自己的價值，所謂知識份子出身，習慣講道理，卻又缺乏日常生活話語，忽略經驗的重要，漸漸我學會用另一套方式講說話，漸漸我把自己放置於群體中，使自我消融在群體裡。與工人為伍，大至世界觀，小至遣辭用字，都要unlearn再relearn，多少運動者在轉營成為組織者，失敗就在於此。我想所謂insider/outsider的概念不僅能應用到田野研究，也可以應用到組織者之於群眾的角色反省，不是工人又在工人圈之內，對推進運作有好處也有壞處，我一直很喜歡夏曉鵑的講法，做一個「有良心的狼人」：

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

勞工運動員的自白

有新相識的朋友問起，我為什麼對勞工議題感興趣，一時啞口無言，如魚無法感知水的形態，這種問題居然不懂回答，想了想覺得應該要整理一下，尤其當勞工/社會運動之於自己並非客觀研究對象，而是將自己投入到運動歷程裡面，自己的身位影響態度影響做的事，也自然就會影響圈內的人影響大局，要自覺身位，若連自己為什麼投入都不知道，實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參與者。人人都這麼不負責任的話，這世界才會如此混沌不堪。

前世
母親對我的影響至深，這是所有月亮雙魚都會同意的。阿媽的睡前故事時間，有時是她的自我剖白，想起來我真的不明白怎麼會跟才幾歲大的人兒說這些話，就如同養隻狗說話一樣，只是狗兒心智長不到那個要看心理治療師的程度。她常常跟我說，父親讀書不多，勞動工作很辛苦，着我長大要多讀書，她又跟我說，不要那麼早結婚，生了孩子沒有自己的時間，讓她重新選擇，她不一定會結婚生子。還有很多更恐怖的睡前故事，例如說了不知有多少遍濫竽充數成語故事，害我白白浪費幾年處理自我表現的設限，例如賣火柴的女孩，每次聽完都哭一遍，可能阿媽是為了讓我更容易入睡（WTF！）。

無論如何，從小得到的概念是，訊息一：勞動就是苦，訊息二：女人結婚生子就是囚牢。

阿媽為了買房儲首期，在我小時候的一段短暫時間，一邊照顧我，一邊做三份工作，我長大的年代，香港已經工廠息微，阿媽兼職做私家偵探，拿一些公司的會計活回家做，還有做兼職家政工。我記得我陪過她上班，她老闆的家很大，她在熨衣服，我坐在一邊看書，那時應該只有六、七歲。還有奶奶在親戚面前故意提到阿媽做家政工讓她丢臉的事，那時完全不明白當鐘點工有什麼不對。這些都是後來當了家政工組織者才回想起來的，相信是潛意識帶我選擇了這個志業。

阿媽是個感情用事地關注政治的公民，從小就帶我去每年六月的晚會。會考那年，阿媽搭路下，我在關注人權的組織做義工，幫忙輸入個案資料，由此認識很多大陸的故事，開始思考這些人為什麼不顧身世，開始問自己有沒有這個心志。以近年香港政治的慣用標籤的話，我絕對是個大中華膠，由對大陸的關注啟蒙，或者更準確的，我覺得同情同理、人的連結，並沒有國界之分。

今生
一直以為自己會做與文字有關的工作，因為這個想法讀完預科又進了大學，讀哲學文學電影文化，當時想法是一世就風花雪月這該多好。畢業後換過幾份工作，教書和編輯，都覺得太容易，後來才知道自己強的不是文字能力，而是迷戀現實的複雜性，如同計很多條很複雜的代數題，或者偵探遊戲搜羅各種蛛絲螞跡。有些朋友曰這叫屎忽痕。

2010年，任教的私校倒閉，感情糾結，兼讀碩士課程的功課完全失據，諸如此類，失業了幾個月，想通了自己想做婦女組織，輾轉在2011年當了家務工的組織者。那時想，如果你對這個世界看不過眼，那你就自己動手改變它吧。

顧玉玲在《我們》中說組織者是一個向下流的過程，你以為你去改變世界，實在是社會去改造你。密集地與中年婦女為伍，改變了我很多想法。由一個集會聽到煽動的口號會起雞皮的個人主義者，學會拿起米高峰做那個感染人的人；在阿姐們的是非權鬥中糾纏，使我明白人際關係是改造人心志的關鍵；懷着善良的心，不代表你不會做破壞的事，和你喊着同一句口號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修剪了自己與群體矛盾的刺，知道在哪些關節上要堅持原則；歷史的更替，人心的改造，讓人更加謙卑而有耐心。聽她們的女人的故事，使我更加抗拒去做一個女人的角色。

只是身心俱疲，也沒有任何思考的空間。排山倒海的工作和情緒，終須一個出口。在一次跟阿姐吵架，到公司天台哭了一大場之後，我就決定要辭職了。當時投放的情緒太多，而做家政工組織，放諸四海，都是情感維繫，情緒動員，離不開女人的情仇，作為組織者，完全在情緒上無感，根本把握不到其細膩的人心的轉折，但情緒投放過多，就很容易把自己跟組織綁在一起，稍有挫折便一起引爆。至今沒見過在理性與感情之間游刃有餘的家政工組織者。

此後
最近在定期末論文的題目，我發現圍繞的主題都是零工、家政工、移民工的各種組織形態，與同學拼起來一比較，就發現大家的經歷是如何塑成興趣的不同，因此也會為研究帶來不同的影響。寫論文做學問，站在眾多巨人的肩膊上，用文字數據和邏輯把樓繼續蓋上去。家政工組織通常同時兼顧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有別於傳統廠房組織，組織手法和形態需要不斷創新和調整。這種複雜性比做學問更難，因此也刺激而令人着迷。

能把工會維持下去，讓它活下來，已經算有成就了。回想起來，一個由下而上、民主決策的自助組織，能活個十年二十年，多不容易啊。

這一年的留學生涯，物理上隔阻了我與慣常的運動。真是難得可以反思的距離和空間。此後要往哪裡走，眼前路都沿着身後身。

攪基層婦女組織毁三觀記 II

阿姐嘮叨之間的密碼，及一切與溝通相關的事 

我依然記得第一次真正認識這群女人的情景。 

我在2011年8月入職，剛好是在十周年會員大會之前的一個星期，會員大會才是我和所有理事正式見面的時候。當日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混亂一片之中過去。會議完結，有前輩跟我說，幾好噃，今次安排不混亂，我驚訝。後來才明白看的應該是工人在組織的承擔有多少，漸漸我也不在乎每次事件的實質狀態。會議完結，移師到酒樓，仍是一片吵鬧之中，至差不多準備回程，當時的工會主席向我走來，那是我們第一次交談，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說，多謝你成為我們的總幹事，我們希望下星期和你吃一頓飯。利落得體，一下子就感到氣場。 

如今回想起來，走進來這個崗位，一晃眼數年，簡直如同被鬼迷一樣。 

約定的那一晚，我準時赴會，其實也不知計不計工時，我們在大埔一家屋邨酒家吃飯，我沒想到只有四、五個理事，而不是全體。領導層的十幾個人，斷不可能全都是好戰友好姊妹，有人的地方就有小圈子。她們閒聊問我的背景，問我對工會的一些想法。即使初入職，也聞說山頭鬥爭無日無之，我企圖表示對這些是非絲毫不感興趣。結果這些鬥爭，一梳理下來就花了幾年，後來不得不硬着頭皮處理，這是後話。 

這一頓飯才是真正的工作面試，她們在摸底，看看與我是否合得來，還問我生肖屬相，幸好連這個都過關了。她們之間的紐帶很深，不止是在工會、工作的關係，她們熟悉各自的家庭狀況、各種瓜葛，一同經歷的不止是工運上的沙場，如果組織者只是想着和她們維持單純工作的關係，那就是永遠無法建立可信賴而互相改造的關係了。 

自此我就習慣，真正的決策，永遠不在正式會議，真正的溝通，也不在於講話的字句含意。 曾經花過多少下班的晚上，在電話中，在酒樓飯局裡，在街市角落，其實說的，總都是瑣碎嘮叨。同事下班飯聚（只因為當時大家都太晚下班了，一起吃飯胡扯才可能放鬆精神），我總是被罵，不應該在晚上十一二點還接工會理事的電話，慣了她們。但晚上十一二點，才是她們下班、搞定家中事務，靜下來的時間，才有空想到工會事務，那時才是她們想法如湧的時候。當然，為了平衡我的心理和作息，過了晚上十一點以後的電話，我大概也是看心情來接聽的，這還能怪我嘛。 

人們說女人記仇。相處下來的數年間，我來之前的每一件大小事，幾乎都聽她們覆述過不下十次，連細節我也如親臨其境。誰誰誰在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不能接受的事，誰誰誰多少年前講過一句什麼過份的話。我倒不覺得這叫做記仇，而是她們慣於以經驗，而不是所謂受過現代教育訓練下的理性的話，這些瑣碎的嘮叨之間，有講不出來的密碼。 

敝會曾以理事會吵架聞名。初入職，工會姊妹重複前同事的「惡行」當中（一面之辭聽了就算，誰知道是真是假），其中一件事我一直以之為鑑，在每月理事會中幾個女人意見不合吵起來，前同事站起來走出房間，過了一會，她才走進來問，你們吵夠了沒。其實這些女人並不是真的想吵架，而是有理不會說，只會說感受、經驗、事件。她們向我不斷重複這件事，其實是想告訴我：她們期待知識份子背景的組織者，把她們的嘮叨翻譯成理性的語言，好使事情得到解決。 

組織裡習慣都以姊妹相稱。我自小於女人堆中長大，反倒沒察覺性別之間的差異，從未相信同性特別有凝聚力。我與阿姐們也不見得特別有共通之處。我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明瞭，其實都繫於同理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