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怎樣刻進靈魂，痕跡又怎樣改寫往後的命運。

在薩爾瓦多內戰期間，由於工會是極權政府的反動勢力，組織工人對抗政權，工會中人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可能。他沒有講得很清楚當時政治形勢。只知工會辦工室內有堆積如山的沙包，用來封住門抵擋外面有可能出現的槍炮，開會見面夜了不回家，人們不會在街上再走動，在辦公室內幾個人席地而睡，拿橫額布蓋着當棉被。

在工會辦工室工作。薩國的領袖教他，不要有生活常規，天天走不同的路，坐不同的巴士，在不同的站下車，到不同的飯店，注意不要在街上與人交談，每三個月更動一次身份，換名字，搬家，蓄或刮去鬍子，消失在不必要的生活圈。即使摯友，也不會知道對方住所，向人expose exactly what they need to know, and that’s it。這種地下異議組織技巧，我在《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一書中讀過，當時還在想，人沒了喜好所構成的習慣，沒有對現實生活的依存，到底還算不算生活。

凡經過的，必會留下痕跡。追踪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想起福爾摩斯電影裡，麻包袋裡被帶上馬車的福爾摩斯，從車輪經過水窪的震蕩、從麵包店三點出爐的香氣、市場上還價的吵雜聲，猜到自己身在何處。城市是由常規編織成的蜘蛛網。國安跟隨每一個人留下的黏液，把異見者擒獲。他終於被抓，蒙着眼被關進囚牢的地下室，從鼻子向下望的縫隙，他看到手鐐上寫着「made in U.S.A.」。

外面的戰友把他的名字用紅字寫在白布，蒙面在街頭抗議，在牆上噴他的名字。

後來他們這群人都分別被關過。內戰結束的多年後，相聚時，他們會講起陰冷的牢獄裡的蟲，說是蛋白質的來源，會比較各人受過各種層出不窮的酷刑，有人說起試過一次行刑者想抓起他扔向牆上，卻滑手了，大家哈哈大笑，像取笑陌生路人滑倒一樣無害。那個笑聲，成了大家相通的標記。

他說，回到美國後相當壓抑，他對經歷絕口不提，如何在學院裡找到一個人能明白他經歷刻進靈魂的痕跡，也不讓人知道他頭上因為炸彈襲擊而留下的過百縫針。

什麼值得叫人追尋，至死方休

敝系老闆是個矮矮的美國男人，笑容滿面，五十歲的人，說話極快，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開玩笑，使人反應不過來。

大學畢業，他到波士頓工會工作，原本的任務是在美國工廠伏行，從裡面顛覆，組織工人力量。80年代全世界的工會都在用的招數。我看過南韓和台灣女工組織者在工廠工作的故事，滿以為這已經很能夠改造一個學院出身初出茅蘆的人。工作不久，薩爾瓦多工會的人來了，講述他們內戰艱苦的情況，跟美國工會說，想找個能通西班牙語的人來幫忙，把這些情況記錄分散出去。上司的指派，他便出發去了。

薩爾瓦多是西班牙語「救世主」的意思。在暴政之下，自內戰開始，對異己，對人民，屠殺極刑至今不斷。

他本名太美國，在薩爾瓦多的時候，工會的人替他改了個化名，姑且叫安東尼吧。

一張照片，大概有十幾人，全都是工會領袖。他要我們猜誰是30年前的他。我看了看，說後排左三藍色衣服的是你啊。他留了鬍子，深棕色的頭髮，他手張開搭在左右兩邊的男子，笑容和現在一樣，容貌會老，神情不會。前排是挪威工會的人，出錢出力支援他們，我認識其中幾個，他們到現在仍是對國際左翼主義深信不移，到處支援最邊緣的工人運動。後排的薩爾瓦多工會人，他逐個介紹，左一是他見個最溫文的人，在內戰時被抓了，關進去放出來，再也不能言語，他們在街上遇見過，彼此不能辨認。左二結婚的時候，他做伴郎，也當了幾個孩子的教父，也在內戰時被抓了，現在是其中一個最腐敗的組織領袖，替政府替商人做事，聽說出獄後生活艱苦，自此被收買了。前排一人，和左二是最好的兄弟，後來一人變節，兩人成了世仇，經常收到死亡恐嚇。左三是他，從薩爾瓦多從軍政府炸彈襲擊活過來，返美國又再回去，又被黑幫謀殺過，最後返回美國完成博士再來了賓州做研究和教書。數過去兩個都在戰爭中死了，右手旁邊兩個，當時比較不算是核心領袖，沒有被官方折磨得厲害，一直留在勞工運動。

誰想到當時候一張開心的合照，各自此後分散的命運。他說時眼眶紅了。

個人身位與研究與運動

前因：基於勞工團體的工作背景，我成功入讀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勞工研究碩士課程，專門給至少有三年全職經驗的勞工運動者進修的一年課程，The 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像這樣的課程在全球有另外四間大學，歷史較久的課程在德國。當初超級隨性直覺地選了美國，當中有些感情因素啦。所有人都說德國的課程較好，上課以後也覺得美國的課程缺乏理論，有點隨意湊合的感覺，天知道我去德國的話會有什麼機會，但直覺和命定把我帶來了美帝，到現時為止還是覺得，地理位置上接近資本主義問題核心，不論課上和日常生活所遇見的都能刺激思考。我幾乎每日都有各種新想法，既觀照自己過去的經驗，也反省吾生在歷史推進中可以有的小小角色，希望能開啟更多的可能。開課已經兩個多月，快要接近學期尾聲，即是說這短短一年的留學生涯過了三份之一。 上周在研究方法課堂上，老師邀請了敝系Post Doc來講民族誌研究方法，她做的是家務工組織研究，PhD寫的是比較秘魯和美國紐約的家務工法例和處境。我很喜歡她的研究，主題也正中我永恆的興趣。上課前一天我跟她聊天的時候，我在問她怎樣做訪談，我以前就在工作崗位常常在「黨報」寫訪問，但那些都是熟得不行的領袖同志，她就講到Insider/Outsider的身位對田野考察的影響。她讓我讀Patricia Collins的文章，講研究黑人女性時的"Outsider within"的位置，產生了獨特的分析，課上又讀了Naples反省她的出身和不同田野的共融和衝突，如何影響到她的研究興趣，in/out也影響到數據的獲取和真確性。她提到要嚴謹系統地做田野筆記，尤其要把握起初的一些迷惘與矛盾，對研究發展下去會有幫助。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直接就說所有研究都是主觀的，務必覺察身位之於研究的影響。 研究都這麼難了，何況身為組織者要進入田野。這讓我想起剛剛做工人組織者的時候，那時是多麼的震憾。雖然也是基層出身，但畢竟社會經歷有所不同，面對發生在前面的工人生活及組織生活，要融入甚至應對，有些失敗的組織者沒有放下身段，在融入過程中會反抗，甚至怪責群眾，而我當時幾乎天天在質疑自己的價值，所謂知識份子出身，習慣講道理，卻又缺乏日常生活話語，忽略經驗的重要，漸漸我學會用另一套方式講說話，漸漸我把自己放置於群體中，使自我消融在群體裡。與工人為伍，大至世界觀，小至遣辭用字，都要unlearn再relearn，多少運動者在轉營成為組織者，失敗就在於此。我想所謂insider/outsider的概念不僅能應用到田野研究，也可以應用到組織者之於群眾的角色反省，不是工人又在工人圈之內，對推進運作有好處也有壞處，我一直很喜歡夏曉鵑的講法，做一個「有良心的狼人」：

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

勞工運動員的自白

有新相識的朋友問起，我為什麼對勞工議題感興趣，一時啞口無言，如魚無法感知水的形態，這種問題居然不懂回答，想了想覺得應該要整理一下，尤其當勞工/社會運動之於自己並非客觀研究對象，而是將自己投入到運動歷程裡面，自己的身位影響態度影響做的事，也自然就會影響圈內的人影響大局，要自覺身位，若連自己為什麼投入都不知道，實在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參與者。人人都這麼不負責任的話，這世界才會如此混沌不堪。

前世
母親對我的影響至深，這是所有月亮雙魚都會同意的。阿媽的睡前故事時間，有時是她的自我剖白，想起來我真的不明白怎麼會跟才幾歲大的人兒說這些話，就如同養隻狗說話一樣，只是狗兒心智長不到那個要看心理治療師的程度。她常常跟我說，父親讀書不多，勞動工作很辛苦，着我長大要多讀書，她又跟我說，不要那麼早結婚，生了孩子沒有自己的時間，讓她重新選擇，她不一定會結婚生子。還有很多更恐怖的睡前故事，例如說了不知有多少遍濫竽充數成語故事，害我白白浪費幾年處理自我表現的設限，例如賣火柴的女孩，每次聽完都哭一遍，可能阿媽是為了讓我更容易入睡（WTF！）。

無論如何，從小得到的概念是，訊息一：勞動就是苦，訊息二：女人結婚生子就是囚牢。

阿媽為了買房儲首期，在我小時候的一段短暫時間，一邊照顧我，一邊做三份工作，我長大的年代，香港已經工廠息微，阿媽兼職做私家偵探，拿一些公司的會計活回家做，還有做兼職家政工。我記得我陪過她上班，她老闆的家很大，她在熨衣服，我坐在一邊看書，那時應該只有六、七歲。還有奶奶在親戚面前故意提到阿媽做家政工讓她丢臉的事，那時完全不明白當鐘點工有什麼不對。這些都是後來當了家政工組織者才回想起來的，相信是潛意識帶我選擇了這個志業。

阿媽是個感情用事地關注政治的公民，從小就帶我去每年六月的晚會。會考那年，阿媽搭路下，我在關注人權的組織做義工，幫忙輸入個案資料，由此認識很多大陸的故事，開始思考這些人為什麼不顧身世，開始問自己有沒有這個心志。以近年香港政治的慣用標籤的話，我絕對是個大中華膠，由對大陸的關注啟蒙，或者更準確的，我覺得同情同理、人的連結，並沒有國界之分。

今生
一直以為自己會做與文字有關的工作，因為這個想法讀完預科又進了大學，讀哲學文學電影文化，當時想法是一世就風花雪月這該多好。畢業後換過幾份工作，教書和編輯，都覺得太容易，後來才知道自己強的不是文字能力，而是迷戀現實的複雜性，如同計很多條很複雜的代數題，或者偵探遊戲搜羅各種蛛絲螞跡。有些朋友曰這叫屎忽痕。

2010年，任教的私校倒閉，感情糾結，兼讀碩士課程的功課完全失據，諸如此類，失業了幾個月，想通了自己想做婦女組織，輾轉在2011年當了家務工的組織者。那時想，如果你對這個世界看不過眼，那你就自己動手改變它吧。

顧玉玲在《我們》中說組織者是一個向下流的過程，你以為你去改變世界，實在是社會去改造你。密集地與中年婦女為伍，改變了我很多想法。由一個集會聽到煽動的口號會起雞皮的個人主義者，學會拿起米高峰做那個感染人的人；在阿姐們的是非權鬥中糾纏，使我明白人際關係是改造人心志的關鍵；懷着善良的心，不代表你不會做破壞的事，和你喊着同一句口號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同志；修剪了自己與群體矛盾的刺，知道在哪些關節上要堅持原則；歷史的更替，人心的改造，讓人更加謙卑而有耐心。聽她們的女人的故事，使我更加抗拒去做一個女人的角色。

只是身心俱疲，也沒有任何思考的空間。排山倒海的工作和情緒，終須一個出口。在一次跟阿姐吵架，到公司天台哭了一大場之後，我就決定要辭職了。當時投放的情緒太多，而做家政工組織，放諸四海，都是情感維繫，情緒動員，離不開女人的情仇，作為組織者，完全在情緒上無感，根本把握不到其細膩的人心的轉折，但情緒投放過多，就很容易把自己跟組織綁在一起，稍有挫折便一起引爆。至今沒見過在理性與感情之間游刃有餘的家政工組織者。

此後
最近在定期末論文的題目，我發現圍繞的主題都是零工、家政工、移民工的各種組織形態，與同學拼起來一比較，就發現大家的經歷是如何塑成興趣的不同，因此也會為研究帶來不同的影響。寫論文做學問，站在眾多巨人的肩膊上，用文字數據和邏輯把樓繼續蓋上去。家政工組織通常同時兼顧階級政治與身份政治，有別於傳統廠房組織，組織手法和形態需要不斷創新和調整。這種複雜性比做學問更難，因此也刺激而令人着迷。

能把工會維持下去，讓它活下來，已經算有成就了。回想起來，一個由下而上、民主決策的自助組織，能活個十年二十年，多不容易啊。

這一年的留學生涯，物理上隔阻了我與慣常的運動。真是難得可以反思的距離和空間。此後要往哪裡走，眼前路都沿着身後身。

攪基層婦女組織毁三觀記 II

阿姐嘮叨之間的密碼，及一切與溝通相關的事 

我依然記得第一次真正認識這群女人的情景。 

我在2011年8月入職，剛好是在十周年會員大會之前的一個星期，會員大會才是我和所有理事正式見面的時候。當日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混亂一片之中過去。會議完結，有前輩跟我說，幾好噃，今次安排不混亂，我驚訝。後來才明白看的應該是工人在組織的承擔有多少，漸漸我也不在乎每次事件的實質狀態。會議完結，移師到酒樓，仍是一片吵鬧之中，至差不多準備回程，當時的工會主席向我走來，那是我們第一次交談，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說，多謝你成為我們的總幹事，我們希望下星期和你吃一頓飯。利落得體，一下子就感到氣場。 

如今回想起來，走進來這個崗位，一晃眼數年，簡直如同被鬼迷一樣。 

約定的那一晚，我準時赴會，其實也不知計不計工時，我們在大埔一家屋邨酒家吃飯，我沒想到只有四、五個理事，而不是全體。領導層的十幾個人，斷不可能全都是好戰友好姊妹，有人的地方就有小圈子。她們閒聊問我的背景，問我對工會的一些想法。即使初入職，也聞說山頭鬥爭無日無之，我企圖表示對這些是非絲毫不感興趣。結果這些鬥爭，一梳理下來就花了幾年，後來不得不硬着頭皮處理，這是後話。 

這一頓飯才是真正的工作面試，她們在摸底，看看與我是否合得來，還問我生肖屬相，幸好連這個都過關了。她們之間的紐帶很深，不止是在工會、工作的關係，她們熟悉各自的家庭狀況、各種瓜葛，一同經歷的不止是工運上的沙場，如果組織者只是想着和她們維持單純工作的關係，那就是永遠無法建立可信賴而互相改造的關係了。 

自此我就習慣，真正的決策，永遠不在正式會議，真正的溝通，也不在於講話的字句含意。 曾經花過多少下班的晚上，在電話中，在酒樓飯局裡，在街市角落，其實說的，總都是瑣碎嘮叨。同事下班飯聚（只因為當時大家都太晚下班了，一起吃飯胡扯才可能放鬆精神），我總是被罵，不應該在晚上十一二點還接工會理事的電話，慣了她們。但晚上十一二點，才是她們下班、搞定家中事務，靜下來的時間，才有空想到工會事務，那時才是她們想法如湧的時候。當然，為了平衡我的心理和作息，過了晚上十一點以後的電話，我大概也是看心情來接聽的，這還能怪我嘛。 

人們說女人記仇。相處下來的數年間，我來之前的每一件大小事，幾乎都聽她們覆述過不下十次，連細節我也如親臨其境。誰誰誰在什麼時候做過什麼不能接受的事，誰誰誰多少年前講過一句什麼過份的話。我倒不覺得這叫做記仇，而是她們慣於以經驗，而不是所謂受過現代教育訓練下的理性的話，這些瑣碎的嘮叨之間，有講不出來的密碼。 

敝會曾以理事會吵架聞名。初入職，工會姊妹重複前同事的「惡行」當中（一面之辭聽了就算，誰知道是真是假），其中一件事我一直以之為鑑，在每月理事會中幾個女人意見不合吵起來，前同事站起來走出房間，過了一會，她才走進來問，你們吵夠了沒。其實這些女人並不是真的想吵架，而是有理不會說，只會說感受、經驗、事件。她們向我不斷重複這件事，其實是想告訴我：她們期待知識份子背景的組織者，把她們的嘮叨翻譯成理性的語言，好使事情得到解決。 

組織裡習慣都以姊妹相稱。我自小於女人堆中長大，反倒沒察覺性別之間的差異，從未相信同性特別有凝聚力。我與阿姐們也不見得特別有共通之處。我想，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明瞭，其實都繫於同理心吧。

攪基層婦女組織毁三觀記 I

我常常跟工會領袖說，工會是你們的。她們有時很不滿，覺得我推卸責任。雖然我口裡這麼說，在其位時，我還是非常在意工會的事，沒有一刻覺得與我無干。但離開以後，我再深刻細緻地明白，工會確實是工人的，而不是組織者的。我常常引用夏曉鵑說，組織者是“有良心的狼人”，時刻提醒身邊的人，這時你看以為我和你是一樣的人，但一到月圓時份，我就會變狼人。組織者應有這種自覺，把所有維繫組織群眾的能力，盡可能在你變成狼人之前，交到他們手上。

我是去年五月的時候跟機構辭的職，八月離開，足足有三個月的時間，讓我準備離職的安排。但最後仍然走得倉皇。世上可能沒有最圓滿的道別。我記得臨近離開，我跟拍擋說，過去幾年的工作是否有成效，看的其實是離職以後工會的狀態。一個組織者，培育好的領袖，有長遠的視野，民主決策架構成熟的團隊，最成功的是，沒有你，也運作如常。

這個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世界仍然需要組織者，就是因為現實與工人當家作主的狀態，仍有相當大的差距。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評價自己五年的心血。

去年三月，工作心灰意冷，情緒和身體都壓力爆煲之際，我請了幾天假，往台北休息兼與仰慕既久的團體交流。工會阿姐在我已飛到台北的時候whatsapp找我，原是普通的問題，我情緒一時失控，把whatsapp從電話刪了，要自己完全不收到訊息。及後又發現自己太敏感了，本來就脆弱的神經被逼到衰弱來。一時戲言，想要寫篇 攪基層婦女組織毁三觀。那個旅程以日哭夜哭來完成，當時同行和借宿的朋友應該也不知道吧。

事實是工作太多，身體太累，情感消耗又大，私事抑鬱已久，與理事爭執，情緒再沒有支點，離開是對自己對組織都負責任的決定。

事隔一年，回想，我的確花很多心力體力在這工作上，真心喜歡與婦女為伍，佩服她們生活上的技能，又自恃有那個聰明去理解她們的心思，懂得與她們相處。只是，也帶給我些現實的震撼，觀念上，對女人生命歷程、對基層自助組織，都帶來難以磨滅的塑成。

我記得我最後一次與姊妹的退修，我說，我要去學新的東西了，工會的人與事，那麼一髮牽動，閉上眼我都知道誰會如何回應，事情會如何推演，等於alpha go植入腦袋，不消一秒便能估算未來幾步將要如何走，對手會有什麼回應，這樣下棋再也沒有樂趣了。一個女人難測，一群女人的組織需要如踩鋼線的技藝。都是父權社會從來沒有聆聽女性的空隙，而塑造她們各種非言語/ 旁門左道的表達方法，生活上面對許多困難，使她們計較的不夠大體，若不了解，很容易誤中地雷，小心翼翼的走，處理人情不能用硬，真話常常不在枱面，我也慣於走後門旁敲側擊。日子久了，連自己都變成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