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怎樣刻進靈魂，痕跡又怎樣改寫往後的命運。

在薩爾瓦多內戰期間，由於工會是極權政府的反動勢力，組織工人對抗政權，工會中人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隨時有被捕的可能。他沒有講得很清楚當時政治形勢。只知工會辦工室內有堆積如山的沙包，用來封住門抵擋外面有可能出現的槍炮，開會見面夜了不回家，人們不會在街上再走動，在辦公室內幾個人席地而睡，拿橫額布蓋着當棉被。

在工會辦工室工作。薩國的領袖教他，不要有生活常規，天天走不同的路，坐不同的巴士，在不同的站下車，到不同的飯店，注意不要在街上與人交談，每三個月更動一次身份，換名字，搬家，蓄或刮去鬍子，消失在不必要的生活圈。即使摯友，也不會知道對方住所，向人expose exactly what they need to know, and that’s it。這種地下異議組織技巧，我在《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一書中讀過，當時還在想，人沒了喜好所構成的習慣，沒有對現實生活的依存，到底還算不算生活。

凡經過的，必會留下痕跡。追踪一個人是多麼容易的事。我想起福爾摩斯電影裡，麻包袋裡被帶上馬車的福爾摩斯，從車輪經過水窪的震蕩、從麵包店三點出爐的香氣、市場上還價的吵雜聲，猜到自己身在何處。城市是由常規編織成的蜘蛛網。國安跟隨每一個人留下的黏液，把異見者擒獲。他終於被抓，蒙着眼被關進囚牢的地下室，從鼻子向下望的縫隙，他看到手鐐上寫着「made in U.S.A.」。

外面的戰友把他的名字用紅字寫在白布，蒙面在街頭抗議，在牆上噴他的名字。

後來他們這群人都分別被關過。內戰結束的多年後，相聚時，他們會講起陰冷的牢獄裡的蟲，說是蛋白質的來源，會比較各人受過各種層出不窮的酷刑，有人說起試過一次行刑者想抓起他扔向牆上，卻滑手了，大家哈哈大笑，像取笑陌生路人滑倒一樣無害。那個笑聲，成了大家相通的標記。

他說，回到美國後相當壓抑，他對經歷絕口不提，如何在學院裡找到一個人能明白他經歷刻進靈魂的痕跡，也不讓人知道他頭上因為炸彈襲擊而留下的過百縫針。

什麼值得叫人追尋，至死方休

敝系老闆是個矮矮的美國男人，笑容滿面，五十歲的人，說話極快，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開玩笑，使人反應不過來。

大學畢業，他到波士頓工會工作，原本的任務是在美國工廠伏行，從裡面顛覆，組織工人力量。80年代全世界的工會都在用的招數。我看過南韓和台灣女工組織者在工廠工作的故事，滿以為這已經很能夠改造一個學院出身初出茅蘆的人。工作不久，薩爾瓦多工會的人來了，講述他們內戰艱苦的情況，跟美國工會說，想找個能通西班牙語的人來幫忙，把這些情況記錄分散出去。上司的指派，他便出發去了。

薩爾瓦多是西班牙語「救世主」的意思。在暴政之下，自內戰開始，對異己，對人民，屠殺極刑至今不斷。

他本名太美國，在薩爾瓦多的時候，工會的人替他改了個化名，姑且叫安東尼吧。

一張照片，大概有十幾人，全都是工會領袖。他要我們猜誰是30年前的他。我看了看，說後排左三藍色衣服的是你啊。他留了鬍子，深棕色的頭髮，他手張開搭在左右兩邊的男子，笑容和現在一樣，容貌會老，神情不會。前排是挪威工會的人，出錢出力支援他們，我認識其中幾個，他們到現在仍是對國際左翼主義深信不移，到處支援最邊緣的工人運動。後排的薩爾瓦多工會人，他逐個介紹，左一是他見個最溫文的人，在內戰時被抓了，關進去放出來，再也不能言語，他們在街上遇見過，彼此不能辨認。左二結婚的時候，他做伴郎，也當了幾個孩子的教父，也在內戰時被抓了，現在是其中一個最腐敗的組織領袖，替政府替商人做事，聽說出獄後生活艱苦，自此被收買了。前排一人，和左二是最好的兄弟，後來一人變節，兩人成了世仇，經常收到死亡恐嚇。左三是他，從薩爾瓦多從軍政府炸彈襲擊活過來，返美國又再回去，又被黑幫謀殺過，最後返回美國完成博士再來了賓州做研究和教書。數過去兩個都在戰爭中死了，右手旁邊兩個，當時比較不算是核心領袖，沒有被官方折磨得厲害，一直留在勞工運動。

誰想到當時候一張開心的合照，各自此後分散的命運。他說時眼眶紅了。

個人身位與研究與運動

前因：基於勞工團體的工作背景，我成功入讀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勞工研究碩士課程，專門給至少有三年全職經驗的勞工運動者進修的一年課程，The Global Labour University，像這樣的課程在全球有另外四間大學，歷史較久的課程在德國。當初超級隨性直覺地選了美國，當中有些感情因素啦。所有人都說德國的課程較好，上課以後也覺得美國的課程缺乏理論，有點隨意湊合的感覺，天知道我去德國的話會有什麼機會，但直覺和命定把我帶來了美帝，到現時為止還是覺得，地理位置上接近資本主義問題核心，不論課上和日常生活所遇見的都能刺激思考。我幾乎每日都有各種新想法，既觀照自己過去的經驗，也反省吾生在歷史推進中可以有的小小角色，希望能開啟更多的可能。開課已經兩個多月，快要接近學期尾聲，即是說這短短一年的留學生涯過了三份之一。 上周在研究方法課堂上，老師邀請了敝系Post Doc來講民族誌研究方法，她做的是家務工組織研究，PhD寫的是比較秘魯和美國紐約的家務工法例和處境。我很喜歡她的研究，主題也正中我永恆的興趣。上課前一天我跟她聊天的時候，我在問她怎樣做訪談，我以前就在工作崗位常常在「黨報」寫訪問，但那些都是熟得不行的領袖同志，她就講到Insider/Outsider的身位對田野考察的影響。她讓我讀Patricia Collins的文章，講研究黑人女性時的"Outsider within"的位置，產生了獨特的分析，課上又讀了Naples反省她的出身和不同田野的共融和衝突，如何影響到她的研究興趣，in/out也影響到數據的獲取和真確性。她提到要嚴謹系統地做田野筆記，尤其要把握起初的一些迷惘與矛盾，對研究發展下去會有幫助。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她直接就說所有研究都是主觀的，務必覺察身位之於研究的影響。 研究都這麼難了，何況身為組織者要進入田野。這讓我想起剛剛做工人組織者的時候，那時是多麼的震憾。雖然也是基層出身，但畢竟社會經歷有所不同，面對發生在前面的工人生活及組織生活，要融入甚至應對，有些失敗的組織者沒有放下身段，在融入過程中會反抗，甚至怪責群眾，而我當時幾乎天天在質疑自己的價值，所謂知識份子出身，習慣講道理，卻又缺乏日常生活話語，忽略經驗的重要，漸漸我學會用另一套方式講說話，漸漸我把自己放置於群體中，使自我消融在群體裡。與工人為伍，大至世界觀，小至遣辭用字，都要unlearn再relearn，多少運動者在轉營成為組織者，失敗就在於此。我想所謂insider/outsider的概念不僅能應用到田野研究，也可以應用到組織者之於群眾的角色反省，不是工人又在工人圈之內，對推進運作有好處也有壞處，我一直很喜歡夏曉鵑的講法，做一個「有良心的狼人」：

這樣的知識份子知道自己是有條件背叛群組和運動的，可是他同時知道自己具有任務，因此應該讓自己變成社運組織的一部分，而不是社運的領導者、不是牧者。知識份子必須將自己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運用各種適切的媒介，讓更多的組織成員習得；也就是，知識份子必須扮演組織者的角色，促成群眾的主體化，與群眾共同發展出從「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能力。而在此將自己鑲嵌於組織的過程中，知識份子也使自己不再是主導者，必須對組織負責（accountable）。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月圓以前把自己的功力傳給更多的人，所以就算他背叛了也無所謂，對於運動沒有大傷害，也就是想方設法避免人治的狀態，避免「偉人」死了以後，運動就game over的狀態。